出生于2006年4月26日的俄罗斯花滑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昵称“K宝”，在去年刚刚升入成人组。结果就是，2021-22赛季，她赢下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单冠军后，又在花样滑冰大奖赛俄罗斯分站上“一统江湖”，创造女单短节目 （87.42）、自由滑（185.29）和总分（272.71）的三项女子单人滑世界纪录。
2022年1月的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上，K宝又一次刷新自己所保持的短节目纪录。本届北京冬奥会，她完美演绎萨霍夫四周跳和后外点冰四周跳，以178.92分的成绩位列榜首。
视频截图
就在所有人都陶醉于她精致的容颜和精湛的技术之下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因涉嫌使用禁药，K宝或将遭遇禁赛，俄罗斯奥委会队的女子花滑团体金牌也存在被取消的可能性。
为什么“先赛后判”？当冰雪之上因巨头博弈变得不再纯粹，花滑还能延续它的美吗？
2月6日，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赛中。新华社记者马宁摄
曲美他嗪是什么？
问题的根源在于K宝2021年12月的送检样本中，检测出了曲美他嗪（Trimetazidine）物质。
曲美他嗪是一种用于治疗心肌缺血患者的药物，目的是提升患者的能量代谢效率。
根据专业医生的说法，“由于运动时所有的心脏能和肌肉能都来自运动员自身的生物能，所以曲美他嗪尽管可以提高一些运动的效率，但其实提升的幅度并不多。”
考虑到K宝一出道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姿态，使用这种意义不大的违禁药物，似乎又有些不合常理。
不过，曲美他嗪可用于帮助运动员恢复，使他们持续不断地从事自然状态下无法实现的大运动量，这一点引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警觉。
2013年时，该药物尚未纳入违禁名单，到2014年列入禁用清单后，归类在“S6.兴奋剂”之中，即属于比赛内禁用药物。中国游泳奥运冠军孙杨在2014年亚运会前就曾因服用曲美他嗪，被中国泳协禁赛3个月。
2015年，曲美他嗪被归为“S4.激素和代谢调节剂”，即属于任何时候都禁用的药物。2022年最新公布的反兴奋剂名单，曲美他嗪更是直接归属于“激素和代谢调节剂”。
最近一个因曲美他嗪被处罚的明星运动员是法国摔跤手泽利姆汗·哈杰夫，他在2020年遭遇禁赛4年的处罚。
不过，因为曲美他嗪的转化产物与另一种药物洛美利嗪（非禁药）的转化产物相同，如果药检中发现了曲美他嗪，还需要排除洛美利嗪同时出现的情况，才能认定违禁。因此，即便A瓶查出曲美他嗪，K宝依旧有“翻身”机会。
图片来自网络
“先赛后判”，是误会还是阴谋？
2月9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拒绝对K宝涉嫌兴奋剂事件置评，不过他的妻子、前奥运冰舞冠军塔季扬娜-纳芙卡却猛烈抨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认为这是针对俄罗斯代表团的蓄意挑衅。
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第一，K宝是否真的服用了禁药？上文也说了，该类药物检测时存在争议，而且该类药物对花滑运动员的帮助很有限，K宝主动使用的目的性是否足够明确？
第二，就是WADA公布检测结果的时机过于微妙。此次的问题样本是2021年12月25日俄罗斯全国锦标赛时，K宝夺冠后的药检样本。因为WADA对俄罗斯体育的禁令，所以他们无权自主检测，需要送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实验室等待结果。
2月7日，俄奥队凭借着K宝的出色发挥，赢得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金牌。结果2月8日，斯德哥尔摩实验室就传出K宝的药检样本呈阳性的消息。
因为全俄锦标赛并非国际奥委会旗下赛事，根据流程，斯德哥尔摩实验室将结果通报给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RUSADA，后者第一时间对K宝临时禁赛；不过在运动员提出申诉后，于2月9日召开听证会，解除临时禁赛决定，允许K宝参加冬奥会。
2月11日，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ITA）证实K宝药检样本曲美他嗪阳性，随后向体育仲裁法庭（CAS）提出上诉。国际滑联（ISU）紧跟着宣布上诉结果，要求恢复对K宝的临时禁赛。
同时，国际奥委会也发布消息称，将对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解除瓦利耶娃停赛并允许她继续参加奥运会的决定提出上诉，案件将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审理。
更耐人寻味的是，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如果只有一名选手的兴奋剂检测呈阳性，那么团队比赛中所有运动员的金牌不会被剥夺，但鉴于俄罗斯此前在兴奋剂问题上的“严重性”，当涉及俄罗斯运动员的问题时，这一条例显然不会被适用。
所以，塔季扬娜-纳芙卡才会极为愤怒，认为WADA卡着俄奥队团体赛夺冠的时间点宣布K宝药检阳性，是一个“阴谋”。
就目前情况来看，受影响最大的或许还是俄奥队，女子花滑团体金牌有可能被取消。如果该团体项目的奖牌重新分配，那么美国队有可能从银牌升至金牌。
K宝因为现在还只有15岁，她个人还属于“受保护的年龄范围”，即便最终判定药检阳性，也可能仅仅受到轻微处罚，但她身边的教练和团队成员或许将遭到重罚。
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就是K宝可能无法继续参加女子单人自由滑。作为第一个在冬奥会赛场上完成四周跳的女运动员，这块几乎锁定的个人金牌也可能不幸旁落。
兴奋剂检测演变史：如何让大赛拒绝兴奋剂？
兴奋剂是体育界永远无法规避的话题，1960年可被视为反兴奋剂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在罗马奥运会公路自行车100公里团体赛中，丹麦车手詹森（Knud Enemark Jensen）倒地后脑袋磕到地面，送医不治身亡。当时自行车赛场是药物重灾区，他的教练赛后也承认给队员提供了烟醇等药物。
从这一事件起，反兴奋剂成为体育届的主流，国际足联在1966年宣布反兴奋剂政策，一年后国际奥委会也加入其中。1968年的欧洲杯开启官方药检，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更是成为首届有药检的奥运。
丹麦车手詹森倒地/视频截图
因为反兴奋剂检测手段总是比药物落后一段时间，所以必然存在一定的犯规空间。基因兴奋剂很难从尿液和血液中检测出来，一度成为反兴奋剂的难点。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已经逐渐攻克这道难题。
另一方面，北京和伦敦奥运会比赛期间，运动员样本检测阳性率不到1%，但日后复测结果却接近8%，因此通过更长时间保存运动员的生物样本（尿样和血样），也能在未来更有效地打击使用兴奋剂的选手。
此次对K宝案件的审理，体育仲裁法院预计将于2月15日、也就是K宝参加北京冬奥会花滑女单项目之前给出结果。
甚至就算当前有一个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答案，未来依旧有可能在经过更深入的调查和科技发展后的新手段，存在未来追罚或者“沉冤得雪”的可能性。
